[64] 所以，尽管宪法的确扮演了单行法的总则，但它依然只是假总则：宪法只是被当做单行法的总则，而非完备价值一样的真正总则，于是单行法也绝非宪法的具体化。

如果一项制度在效力范围上能够随意溢出，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5.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应尽量以明确的语言表达 就统计情况来看，有的党内法规关于制定依据规定得非常明确，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其他有关规定（《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1条），而有的则非常模糊，采用相关党内法规中央有关规定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宪法法律的表述，如根据中央有关规定［《节庆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第1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决定和指示（《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1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1条）。

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关于党内法规的研究随之兴起，其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摘要：目前关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论上的应然讨论。如，在制定党内法规时涉及党组织和党员涉嫌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等问题时，党内法规不宜作具体规定，但可作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等原则性规定，以便与国家法律相衔接。该条例就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主体、事项、权限、程序、保障等作了明确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遵守《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相关规定。

至于党怎么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党组织怎么开展领导工作，应该由党内法规作出具体规定，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衔接上即可。前者认为，党政联合发文是以党的文号发布的，其具有党内法规的单一属性。刑事责任能力的区分亦与之类似。

因此，在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问题上，不可本末倒置，必须明确反对人工智能被赋予法律人格。(19)如果缺乏超强的自觉反思能力，人们便在人工智能营造的信息茧房中无力自拔。另一种是法律纯粹顺应技术的逻辑，即仅仅着眼于法律如何就事论事地应对技术，忽视法律对技术的实质性规范。换言之，人的目的指引了人对自然施加有意识活动，主体性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17)由人脸识别的例子可知，人工智能对隐私权的限制，在实质上对人的自主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就意味着，人脸识别居于行动者之上，成为一种外在的权威性力量。

有学者总结了道德主体性的充要条件：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力，考量应该做什么的能力，在典型事例中正确理解并运用道德规则的能力。与之相对应，个体人格尊严不再具有坚实的基础。其次，人工智能是否应该享有主体地位成为法律上的难题。既然现行法律制度均以人的主体性作为核心，那么当人的主体性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之际，相关法律制度不可避免会受到波及，甚至有些是直接冲击。

(21)在这种直接管控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正好颠倒了原先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则是规范国家机关追诉犯罪的程序，既确保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也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①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近代之后，科学的迅猛发展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人对自然的依附和盲目崇拜随之消解，自然成为人利用的对象。三是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能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个体人格尊严是人类人格尊严的具体化。及至近代之后，情况与之完全不同。

人工智能和人的法律人格混同意味着人在法律上相对于人工智能并不具有超越性，从而人之主体性的立足点之一不再成立，由此，人之主体性在法律上将遭遇极大的挑战。孙斯坦直言，生活在信息茧房里十分舒适，但却将为这种舒适付出造成重大错误的代价，对私人和公共机构来说，信息茧房都可能会变成可怕的噩梦。

第二，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法律人格，人工智能将正当地凌驾于人之上，人的主体性将被进一步削弱。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后，法理学需凸显人的独特性。这就意味着，在众多行业，人工智能可以完整地替代人。(30)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273页。此前的技术发展和应用虽然对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自动生产线对产业工人的替代，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威胁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挑战。

这种内在判断的意识是人工智能无法具有的。法理学的此种姿态与法律应有的保守性相一致。

人工智能作为无生命的物理体，不具备意向能力，无法具有心智状态，无法产生内在的判断。法律是守护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制度设置，它如何对待此根本性冲击至关重要。

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可在两方面造成对人之主体性的不利影响。这两种思维在当前语境中十分流行。

这两种思维的背后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判断，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造福人类，无需担忧其带来的挑战。就如同社会，政治共同体由人构成和运作，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作为类的人一定发挥主导作用。由于当前法律体系将人的主体性作为当然预设隐含于其中，法理学也接受了这种安排，在各类法理学教科书和论著中，罕见研讨主体性的内容。政治权利确保作为主体的人发挥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则保障了人在面对公权力时的不可侵犯性，同样意在主体性地位。

(20)在骑手配送的过程中，平台系统除了负责指导、奖惩以外，还源源不断地通过骑手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以及安装在其中的配送软件收集骑手的数据。作为主体，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应占据主动地位，即相对于其他事物具有超然性。

在客运行业，2020年，真正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汽车变成现实。就后者而言，主流的想法是先用了再说，至于它对社会造成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法律，而不是人工智能。

哈贝马斯重视宏观层面的哲学式观念，而李德顺则将重心置于人自身的规定性及其与外界的关系。根据法律责任归结的原理，在此状况中，如果行为人需要承担责任，则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依照其意志受影响的程度予以减轻。

在人工智能作为他者出现，且分享人的本质特征之际，个体将其纳入某种意义的同类之中，自我地位的降低随之而来。而如果根据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从若干方面概括主体性的内容，则不仅较为全面，而且更具可操作性。因此，从总体上看，道德主体性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惟其如此，个人作为主体才能得到切实体现。

工业化生产降低了土地的地位，生产技术日益重要，掌握技术的人随之重要起来。正是在此进程中，人类相对于自然成为目的，个人在社会和政治中亦成为目的，于是，人同时确立了作为类的主体性和作为个体的主体性。

在各种冲击之中，最根本的是对人之主体性的挑战。(26)参见黄琛琛：《人工智能对审计工作的影响研究》，载《会计师》2017年第9期，第55页。

(19)See Cass R.Sunstein,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参见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就第一个层面而言，人之所以是主体有其自身规定性特征。